摩根时代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延续了19世纪后期的走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铁路和钢铁工业为代表——仍然是其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仍处于扩展阶段。这种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美国当时的本土储蓄却无力提供这些资金。因此，欧洲，特别是当时的主要资本输出国英国的资金是美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美国当时尚未建立中央银行，因而无法根据经济周期的需要调节货币需求。企业的资金周转必须仰赖其银行家，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期。这一切，使资金融入者——华尔街，即纽约的投资银行家相对于企业，乃至美国政府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J.P.摩根是这一代银行家的佼佼者，而且处在最有利的位置。他的业务根基在英国，其父亲的公司设在英国，摩根是在那里学会做银行业务的。因此，摩根在欧洲有广泛的融资渠道。1894年，摩根力助美国财政部化解了所谓的“黄金危机”，使其不致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因而获得“无冕央行”的声誉。1898年，摩根主导了通用电气的合并成立，使一代发明家爱迪生黯然出局（钱德勒，1977）。20世纪初，摩根进一步介入产业的合并，不但使自己成为金融之王，而且变成了产业之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并购是由摩根驱动的，其动机则是从行业的合并和垄断中获得超额利润，并从并购交易中赚取巨额的佣金。以下是摩根的一些主要并购案例。

铁与水
      在托拉斯问世近20年后，一群钢铁业人士于1900年12月聚集在纽约的大学俱乐部。其主要发言人是卡内基的代表查尔斯•M.施瓦布。在过去两年，卡内基钢铁公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而卡内基本人与其主要副手亨利•克雷•弗里克一直在较劲。有意退出该行业的卡内基派施瓦布来试探并购的可能性。在其发言中，施瓦布极力渲染做大该行业的潜在好处。其听众包括皮尔蓬特•摩根。施瓦布只需给出一些暗示就足以勾起这位银行家的兴趣。摩根与卡内基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了，并在几个月以后达成协议。
      这是一笔大买卖。作为一个整体，钢铁工业是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产业。1900年，美国的总产出是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英国的1.5倍。钢的市场似乎一片光明，因为铁路是其主要客户。摩根对铁路一向兴趣浓厚，拥有许多铁路权益，特别是北太平洋铁路。他认为通过钢铁工业对铁轨的供应，可以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两头获利。但这种宏大的计划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并会在未来几年显现出来。当时，铁路的主要线路已经铺就，其持续扩展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如果要使钢铁工业一如既往地保持繁荣，就必须找到新的需求。
      显然，施瓦布是卡内基的继承人，在发表上述演讲时他37岁。早在20年前他就加入卡内基公司，开始时是一名工人。到19世纪末，他已被人们广泛视为卡内基的接班人，取代了与卡内基冲突日渐加剧的弗里克。弗里克是位于宾夕法尼亚的Homestead厂的经理，美国劳工史上声名狼藉的大罢工就爆发在其任期内。在19世纪90年代，他未能与卡内基就许多钢铁公司的战略问题达成一致。在1900年，弗里克被发现卷入一桩地产交易，而且可能会把卡内基牵扯进去。在卡内基企图买下弗里克的股份时，两人在匹茨堡弗里克的办公室进行了最后一次激烈争吵，几乎发生身体对抗。
      卡内基的帝国是钢铁工业皇冠上的宝石。该产业内云集着众多竞争者。尽管进行了一些合并，但仍然相当分散。摩根进入该行业是在1898年。当时他组建了联合钢铁公司，成为业内最大的企业之一，但仍然面临着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钢铁和线缆公司的约翰•W.盖茨、美国罐头公司和全国钢铁公司的摩尔兄弟。摩根对卡内基和盖茨心存厌恶，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他们都属于这个惟我独尊的银行家讨厌的那种人——可以为赢得交易而不惜卑躬屈膝的平头百姓。
      在摩根看来，卡内基仍然是钢铁业中的一个搅局者。他威胁要在俄亥俄开设自己的钢管厂，直接与摩根的全国钢管公司开展竞争，从而破坏主要厂家之间的非正式卡特尔协议。卡内基的策略是凭借其无情的效率开展割喉式的竞争。曾经于19世纪90年代在伊利诺斯钢铁公司工作的律师埃尔伯特•加里回忆说，卡内基曾经以伊利诺斯钢铁公司无法跟进的价格出售铁轨。加里在钢铁业的卡特尔协议面临威胁时指出，“卡内基公司可以做它当时几乎做成的事情，就是说，迫使伊利诺斯钢铁公司落入接管者的手中。”另一位工业家说得更明白:卡内基的计划就是要“把摩根刚刚组建的全国钢管公司撕成碎片”。尔后，卡内基又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宣布他将建设一条运送其产品的铁路，从而直接与摩根拥有大量股份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开展正面竞争。他计划修建一条从五大湖到东海岸的铁路，并途经匹茨堡（即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总部——译者）运送该地的钢铁。卡内基的这一举动令摩根深感恼火，因而开始筹划对前者的收购。
      丑闻揭露记者迈耶在1911年写道:“他对摩根的影响是刺激性的……卡内基也许会把他的威胁付诸实施，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摩根与之打交道的是美国政府，他就不会对这种威胁过分担忧，因为他知道即使对此不予理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在与卡内基的对抗中，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大亨，其势力足以令摩根仔细掂量一番。怎样才能安抚、劝阻或防止卡内基将其邪恶的计划付诸实施呢？一种最具英雄气概的方法是——买下他的公司，然后组建一个托拉斯。”惟一能够取得成功并保护投资的方法就是兼并他的企业，结束这种毁灭性的竞争。

当施瓦布向纽约的听众间接提出此项建议时，摩根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金子般的机会。在两个月之内他就完成了对卡内基公司的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于焉诞生。随着卡内基的出局，摩根的新帝国浮出了水面。较小公司的竞争依然存在；出乎人们的意料，新的合并公司并没有完全支配这一行业。对垄断统治的批评几乎立刻随之响起，其中大多是针对交易本身的结构以及新公司的潜在势力的——它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公司。卡内基运用计谋诱使摩根买下它，而且取得了成功。在交易完成后，摩根对卡内基说，单是令卡内基出局，其收购费用就值回票价了。而规模经济之类的效率理由则从没有听他提及。这笔交易所支付的资金数目是史无前例的。
      本次合并使卡内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摩根为卡内基的股份支付了4.2亿美元。交易完成的速度充分说明摩根筹集巨额的资本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从施瓦布的演说到交易的正式宣布仅费时8个星期。除卡内基外，另有30人也由此发了大财。他们都是卡内基的雇员，或与其钢铁公司有某种联系。但事实证明，这笔交易的性质，以及它完成的速度将在未来的岁月给新公司带来麻烦。
      卡内基以其资产获得了4.2亿美元，虽然对这一数目的不同估计略有出入。这笔钱的5%是以公司债券形式支付的。卡内基实际拿到的钱要高于此数，因为他的债券是以票面价值的115%售出的。只是在10年以后，卡内基才在听证会上发现摩根用来支付其收购的实际证券发行额不止4.2亿美元。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问卡内基是否“意识到美国钢铁公司针对卡内基公司的收购发行了492000000美元的证券……准确地说，是492006160美元，这就是美国钢铁公司用于收购卡内基公司的全部证券发行额”。对此卡内基本人显得相当惊愕。“我从未听说此事。”他答道。
      很快就搞清楚的是，20世纪的第一桩大交易按当时的会计标准是估值过高的。该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7亿美元，而该项交易经发行后其总值被提升到14亿美元。当时全美国的资本总市值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这7亿美元的溢价被认为是纯粹的水分，意味着该项证券在其发行之际就已经被稀释了。但是，以预计收益流的贴现值来计算，情况则有所不同。该公司的整个市值是其第一年合并收入的14倍。就是说，该公司的市盈率仅为14倍，这说明14亿美元的估值并不高。也许这就是摩根在多年以后告诉卡内基说，即使后者多要一亿美元他也会痛快答应的缘故。听了这话以后，这个老谋深算的苏格兰人一连几个星期都闷闷不乐。
      摩根为新证券的出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启用了300多家经纪商和银行。其中3.04亿美元是债券，其余则是股票——优先股和普通股各占一半。普通股是最难卖的，因为在当时它仍然是一种最不受欢迎的融资形式。特别是那些在铁路公司的普通股上吃过苦头的投资者，他们坚持要优先股或债券，因为这两种证券均有固定的收益。意识到这一问题，摩根起用了股票操纵者和投机家詹姆斯•基尼（Keene），通过不断拉升股价为之造势。基尼起初干得相当成功，股票发行因此也一帆风顺。对基尼的起用说明摩根是多么看重此次股票发行，因为他一直享有无坚不摧的操控者声誉。
      就百分比而言，此次发行费率水平不高，仅为总发行额的2%。由摩根拼凑而成的辛迪加显然有能力收取更多的费用，但批评之声也会因此更为尖锐，而这位银行家对批评是较为敏感的。证券发行的承销已成为其利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较为透明的部分。而公众无法很快得知的不透明部分则是银行家们为自己保留的股票，他们因此变成了股东并进入董事会。但承销业务本身就十分有利可图。《纽约时报》写道:“许多在华尔街颇有声望的银行的全部利润几乎都来自此种收入，足以使它本身成为一项常规的业务。”
      华尔街和整个美国都为此项交易的大手笔感到震惊。美国钢铁公司的创建并不只是那个时代的一次简单合并，而是一起无与伦比的大交易。1899年共进行了1200次并购，总额为22.63亿美元，平均每起并购不到200万美元。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两年后的这次钢铁业并购都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它所发行的普通股数量也相当惊人。1901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额为2.65亿股，而美国钢铁公司的新增股票的比重畸高，最终在华尔街引起了对股票增发的恐惧。由于其规模的原因，随后两年的股票交易额有所下降，但促销者和承销商对此并不在意。本次交易的总承销费高达5000万美元，也创出了新高。仅詹姆斯•基尼一人就因其辅助性的运作而拿到了100万美元。当时，这家大钢厂的股票交易额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总交易额的40%，说明市场已经过度饱和了。此次交易很快就因其规模及由此产生的中介费而受到了抨击。
      每个与交易有关的人都发了财。匹茨堡和纽约涌现出一批百万富翁，而且两地均兴建了一批豪宅，以庆祝这笔飞来的横财。“大钢厂”——人们当时这样称呼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企业、首家资本市值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超过了标准石油公司而成为世界第一。1901年也是一个并购丰收之年——另外还发生了422起并购，其总金额为20.53亿美元。刨去钢厂交易的14亿美元，可以看出其他交易与摩根的大手笔相比是何其渺小。投资银行从此次交易中拿到的费用相当于其资产溢价部分的7%。批评者认为这一数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和摩根的不义之财，很多人怀疑摩根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以使自家的银行拿到更多的费用。摩根的行动证明，华尔街的银行又开辟了一块利润丰厚的新领地——即煽动和组织并购。虽然此种业务已存在多年，并使银行和他们的客户获利不菲，但此次交易却使其进入了一个超大型交易的新天地。为支付交易所需的费用，那些企图开展此项业务的银行家必须有能力售出由此产生的证券；在许多时候，这是一个比交易的单纯撮合更为艰难的任务。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它是否就值5000万美元？这一数目在当时可以雇用208000名农工干一年的活。人们很快就发现，投资银行的获利显然要比打拼生计所需的数目多得多。大钢厂在1901年4月进入了道琼斯指数；它与1896年被纳入该指数的通用电气公司一道，成为由摩根控制的两只成分股（道琼斯指数当时共有12只成分股）。在以后几十年里，由摩根促成的公司还将陆续加入这一指数。

尽管有关于该交易的上述舆论和与之相关的评论，大钢厂并没有像批评家原来想像的那样成为市场的垄断力量。该公司的第一份年报成为其财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为以前的公司年报从没有报告过数十亿美元的数字。该公司的长期资产达13.25亿美元，流动资产为2.148亿美元。总债务为15.64亿美元，其中10.18亿美元是股票资产（股东权益），优先股和普通股几乎各占一半。优先股的持有者达25000人，而普通股的持有人为17000人。第一年的营运净收益为1.08亿美元，其中5600万美元用于红利派发。整个公司共雇用了168000人。其下属企业包括170家子公司，其中不仅有炼钢厂和铁矿，而且其名下还有100余艘轮船。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家新公司都是一头巨兽。
      摩根及其盟友支配了董事会。董事包括摩根、基德•皮博迪银行的弗朗西斯•皮博迪，其投行业务主要来自摩根；埃尔伯特•加里、约翰•D.洛克菲勒、施瓦布和摩根的合伙人乔治•W.珀金斯。洛克菲勒与摩根不是一路人，他宁肯尽可能通过内部资金来解决标准石油公司的融资问题。他的产业也包括颇具规模的铁矿，这是摩根的钢铁业所需要的。而且摩根也得罪不起这个石油大亨。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摩根通过弗里克从代表其父亲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那里买下了洛氏在明尼苏达Mesaba矿带拥有的铁矿。作为交易价的一部分，洛氏拥有了大钢厂价值4000万美元的股票，从而使洛克菲勒进入了大钢厂的董事会。其总收购价为8000万美元，比起洛克菲勒当初购进这些权益的5000万美元多出了很多。
      合并对铁轨的价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20世纪的头10年，该价格一直稳定在每100磅28美元的价位上。与其合并前的组成部分相比，新公司在效率上没有什么改善，而且除建立了某种控股公司结构以外，也没有进行什么改革。大钢厂仍然采用铁矿石炼钢法，而没有采用废钢，也没有引进新的生产工艺。其结果是，它变成了一家以管理保守著称的公司，而且在此后的20年间丢失了其原有的市场份额。在1901年到1905年间，该公司的产量为美国本土产钢量的6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则降到了52%，在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降到46%。在此期间，该公司在业务的整合上一直无所作为，松散的管理架构也无助于保住其旧的市场份额甚或赢得新的市场份额。新的垄断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
      一生都从事钢铁工业的施瓦布发现了金融家对新公司的影响。他出任了新公司的第一任总裁，但很快就与摩根的一些亲密盟友，包括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埃尔伯特•加里法官发生了冲突。在对金融家不懂钢铁进行了一通抱怨后，他于1903年辞去其职务，并买下了一家挣扎求存的公司——Bethlehem钢铁公司，绰号为“贝丝”。他重振了这家企业，使之在欧战爆发时成为大钢厂的主要竞争对手。大钢厂失去的部分市场份额就是由贝丝抢走的。
      大钢厂股票的过度发行使股市在1901年出现一波出人预料的下跌，引起了华尔街的恐慌。虽然大钢厂的发行并非其惟一原因，但也说明股市的基础仍然很薄弱，导致它在以后的几年间又出现了两次恐慌。1901年的下跌可以追溯到北太平洋铁路的股票争夺战。其交战双方分别是以摩根和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为首的一方和该铁路的多数股东代表爱德华•H.哈里曼。为了赢得该铁路的控制权，他们把股票买价报到每股1000美元以上。股价的迅速攀升吸引了大批短线客加入这场争斗。所有可以出售的股票都被买光了，其结果是市场开始急速下跌，因为如此之高的股价是无法维持的。损失惨重的小投资者和职业炒股者一起离开了市场。摩根赢得了这场争斗，但整个市场却是输家。该股的股价跌到了325美元，直到愤怒的投资者和投机者丧失了他们的储蓄和财富，市场的恐慌才告结束。不久以后，1903年所谓“富人的恐慌”又接踵而至。在结束于同年8月的数月下跌中，小投资者再次蒙受了可观的损失。现在，股市的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没有投资者大军来购买新发行的股票，市场为进一步兼并筹集资金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尽管摩根是一个锻造大型交易的伟大天才，却不是一个“钢铁人”。他对各种产业，如铁路业的兴趣主要来自他所看到的其内部结构问题，以及从中获利的可能性。钢铁也不例外。从组织上来说，新的公司无疑更庞大了，但它用来生产各种产品的方法却与过去并无区别。时间证明，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需要投资。金融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技艺，并取代了它为之融资的创新。托马斯•爱迪生曾叹道:“我发明的电灯并没有给我带来利润，只是使我忙碌了40年而已。”如果有足够的资本，他的许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华尔街的银行家对此也心知肚明。在铁路初兴之时，人们认为它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当，尽管也有许多较小的竞争者试图染指这一行业。发明则与此不同，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华尔街的银行家知道没有他们创新就会难以为继，并且很快就对这一事实加以利用了。
      大约在美国钢铁公司组建的同时，摩根促成的另一起交易却失败了，说明并不是摩根沾手的东西都一定会点石成金。他在大钢厂交易后的一个月组建了国际商业机械公司（IMM），但公众显然对购买这种新的证券并不怎么感兴趣。这家新的托拉斯企图成为一个统治北大西洋，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德国航线的联合体。摩根组建了这家公司，把一群各式各样的公司结为一体，但却无法卖掉足以使之运转的股票。纽约股票交易所认为该公司的账面资产水分太多，因而拒绝其上市——这是十分罕见的。直到1906年该公司首发上市4年以后，仍有80%的股票积压在承销商手中。这一失败迫使摩根不得不接手航运业的管理，虽然是间接性的。他把美国海军看做接手其公司的潜在买家，虽然在1902年时这支军队规模尚小。
      尽管大钢厂由于其内部原因一直在慢慢地丧失市场，但其董事和银行家却试图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为之寻找新的市场（如海军的需求——译者）。在这一方面，垄断式的合并及其邪恶性质将再次给摩根及其同伙带来长达几十年之久的间接伤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根及其合伙人未能成为即将到来的汽车革命的引路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对新的钢铁市场的担心就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底特律的汽车业将成为最大的钢铁客户，并一直持续几十年。相反，摩根等人的做法仍停留在19世纪，而不像20世纪人的做法: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建设一支更大且装备更先进的海军，希望以此来增加其产品的需求并使其投资继续盈利。

剑与犁
      在摩根所组建的许多合并中，1902年成立的大型农机设备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是一个另类。铁路、航运、电力设备和（以后的）电信业都是一些适合开展宏大的融资计划的行业——其企业都是资金密集型的，其扩张和生存均需要巨额资金的注入。而收割机的制造则是一种较为“平凡”的事业。自动化的收割机所带来的革命已经对美国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割机是由赛鲁斯•麦考密克在1831年发明的——他当时只有22岁。虽然对这种新产品的需求起步蹒跚，但不断的改进和宣传使它渐渐为那些能够买得起一台机器的农民所接受。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麦考密克的公司统治了这一行业。该发明带来的大田生产量的提升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在内战前，当麦考密克将大本营从其老家弗吉尼亚迁到中西部以后，其经过完善的商用收割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无论是谷物产量的急剧增长还是芝加哥作为农业和铁路中心的兴起，均对麦考密克的发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麦考密克于1884年去世以后，小赛鲁斯继续执掌该公司。经过毁灭性的竞争，最终由两个家族企业统治了该行业。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另一个家族产业迪灵（Deering）公司。这两家企业拥有将近70%的市场。1890年，麦考密克企图以美国收割机公司的名义实行兼并，但很快就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资金。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这两家公司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为市场份额开展惨烈的厮杀——当他们不讨论合并事宜时。他们急需扩张的资本，但该行业是中西部式的，不相信银行家，特别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但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均认识到，没有新的资本，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就会没完没了。结果，为寻求可能的投资者，他们向有兴趣的方面和亲朋好友放出了“试探气球”。迪灵找到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埃尔伯特•加里，而麦考密克找到了摩根的合伙人乔治•W.珀金斯。对于几年前即加入摩根公司、但仍然在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干着老本行的珀金斯来说，这是他的头一宗大交易。这起交易似乎很有戏，因为两个当事人均通过稍有不同的渠道找上了同一个银行家。
      珀金斯制定了一份把两家公司合并为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兼并计划。另有三家较小的竞争者也将加入该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将在1902年7月正式成立。新公司将拥有85%的收割机市场，其资产达1.1亿美元。与美国钢铁公司相比，这家公司只是一个“小巫”，但它确实可以成为大钢厂的有用客户。珀金斯和摩根的其他盟友将加入该公司的新董事会。
      与大钢厂的情况不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新发行股票并没有多少水分。合并后的新公司账面资产为1.05亿美元，其股票发行额仅为1.2亿美元，水分仅为账面价值的15%。珀金斯这样解释麦考密克的这些额外资本:“摩根行将估算组建新公司所需的运营资本，并组成一个筹集此项资金的辛迪加。如果它需要1亿美元，辛迪加就将发行1.5亿美元的股票，多出的几百万将作为辛迪加的‘添头’……摩根也将坚持拥有选择新公司执行官和董事的权利。”发行量的一半是普通股，另一半是优先股。按当时的标准，该交易的定价比摩根做过的许多交易都更为合理。但收割机的市场似乎已经陷于停滞；两家公司在合并前的19世纪90年代的销量要大于其10年后合并后的销量。收割机的使用寿命较长，不必很快更新；其利润较薄，从未超过4%。
      摩根本人对新公司的热情不愠不火。当珀金斯告知他交易的条件时，他答道:“计划似乎令人满意，也很安全。如果你同意就草签合同吧。”尽管新公司确实对该行业形成了垄断，但并不会带来超额的利润。与大钢厂相比，该交易的收入也较少。摩根从该项交易中挣了300万美元。摩根的人在董事会，特别是财务委员会稍占多数；其成员包括珀金斯、乔治•F.贝克、埃尔伯特•加里，再加上麦考密克和查尔斯•迪灵。据报道，后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跻身于美国最富有的家族行列，其财产分别为2.12亿美元和5000万美元。
      尽管未能挣到很多佣金，收割机公司却可以为摩根和华尔街带来其他的好处。单其公共关系价值就值几百万美元。麦考密克的名字，就像爱迪生和贝尔一样，本身就是美国生活的一面旗帜，其产品也是美国原创的。接管这样一个著名发明家的企业，令人感到了摩根的人情味，而收割机产业的合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即使稍稍有违该行业的惯常做法。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初兴之时，依据这样一种发明——一面无可争议的美国经济旗帜——来组建托拉斯似乎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在压力之下，这种态度能维持多久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珀金斯着手把它描绘为一个好的托拉斯。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托拉斯被分为好的托拉斯和坏的托拉斯。虽然也承认某一公司是托拉斯或垄断，但其支持者宣称只要不损害公众利益或操纵价格，就应当允许它们作为一种好的托拉斯继续存在。起初，西奥多•罗斯福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但在其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特上台后“风向”却变了。
      战争对国际收割机公司也很有利。早在美国正式加入这场战争之前，欧战对收割设备的积极影响即已显现。从1915年到1920年，农机的使用量增加了1倍。对欧洲出口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农产品产量的激增。事实证明，把美国拖入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特别是在向同盟国提供贷款并于1916年开始实施海军建设计划以后。向欧洲同盟国提供食品和其他大宗产品的援助计划引起了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并迫使若干商品期货的交易暂时终止，摩根的银行成为英国政府的正式采购代理，并完成了3000万美元的采购；再加上美国钢铁公司取得的成果，摩根和其他金融家在即将到来的几年肯定会获得一个好收成。为此，他们将受到发国难财的指责。
      摩根从这两笔交易拿到了5300万美元的佣金，再加上此前与通用电气公司合并，使摩根成为一代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从1902年到1912年的10年间，摩根承销的跨州公司证券发行达19.5亿美元。虽然该行并没有公布其损益表，但这意味着摩根在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以外又挣到了大约6000万美元。金融托拉斯正处于其全盛时代，当时并没有人否认其存在。其权力的滥用并不是什么主流问题，因为摩根的交易似乎大都符合进步的潮流，尽管关于其“注水”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虽然美国钢铁公司是摩根系企业中最强大、涉及面最广的公司，但另一宗在摩根去世（1913年）前完成的交易却被证明对摩根公司具有最长久的影响。随着20世纪初电话业并购的展开，金融再次篡夺了技术和技能的王位。

长途的长远影响
      在大钢厂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组建几年后，摩根的金融技能又一次被运用到另一个苏格兰裔美国人创办的公司。与钢铁和收割设备不同，这一新产业具有爆炸性成长的潜力。与许多诞生于内战之后的其他产业一样，它也要求合并。
      亚拉山大•格雷汉姆•贝尔发明的电话在19世纪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它是少数几种可以为广大公众购买的技术创新之一。对该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了电话机和中继线的供给，而贝尔则发现他正处于发明家创办企业惯有的两难困境中。技术只能把他的电话公司带到其力所能及的规模，但全部潜力的实现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
      贝尔的公司原来称做贝尔电话公司，创办于1878年。其总经理西奥多•维尔是由贝尔的同事托马斯•沃森从美国邮政局挖来的。此后，借助维尔的管理专长和远见，该公司得以迅速成长。维尔刚上任时公司的电话网只有不到26000部话机。在接下来的10年，他对公司进行了重新设计，把它从单纯的电话公司改造为一个系统。在其诸组成部分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成为整个系统的支柱。公司的其他部分包括新英格兰电话公司——专门负责向以贝尔的名义开展经营的较小公司出售专利——以及西部电气公司（即现在朗讯的前身——译者），公司的设备即购自这家子公司。为了加强母公司的经营地位，西部电气公司制造的设备是不允许出售给竞争对手的。维尔把这些业务合组为AT&T，从而使它们集成为一个系统，用户从此就可以使用标准的设备、通过标准的线路进行通话了。在两年内，其电话客户即增长了1倍；西部电气公司则在1882年完全并入该公司。
      维尔不是一个银行家，他对试图合并其颇具效率和成长性的公司从而创造财务协同效应的提议并无兴趣。在他看来，合并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为了印发更多的股票。像当时的大多数工业家一样，他宁可将保留盈余用于公司的扩展，而不是作为红利派发给投资者。在与公司的其他人和银行家多次发生冲突后，他在1887年挂冠而去。他的离去也带走了公司的动力和远见。更要命的是，贝尔的专利将于1893年和1894年到期。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公司将陷入困境。在专利到期的前景鼓舞下，大批较小的竞争者蠢蠢欲动。以前由于有母公司的专利保护，贝尔在这一新兴行业享有垄断地位，但这种局面很快就瓦解了。不过，其入网电话数仍在爆炸性地增长，到1892年已有26万多部电话入网。企业家们把这一行业看做印钞机。截止到19世纪末，已有6000来家新企业——其中大多数是地方性的——在专利到期后涌入了这一行业。混战之势已成。
      在20世纪初，电话的普及率继续猛增。1900年，用户电话数为100万部；1907年已跃升到600万部。电话接口数增加了4倍，电话线的总长度亦取得同样的增长。但由于通话费较高，每日通话量仅增长了1倍。在过去的7年里，纽约与费城之间的通话费稍有提高，而打到芝加哥和丹佛的费率则保持未动。纽约到费城的3分钟通话费为75美分，而打到芝加哥的1分钟通话费为5美元，打到丹佛则为11美元。给丹佛打一次电话的费用相当于当时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1%。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国性服务的开通，通话费成倍地下降了。
      在许多方面，电话业的历次合并与钢铁业颇为相似。其主要区别在于电话业的合并更糟糕。1894年以后，竞争已达白热化程度，顾客不得不从本地的服务商那里购买互不兼容的电话机，因而使原来贝尔的公司显得更有效率。以基德•皮博迪为首的AT&T的银行家在1900年邀请维尔重新出山，但遭到拒绝。直到20世纪初，贝尔的银行家主要来自波士顿，那里是贝尔的大本营所在地。但为贝尔筹集更多的资本已超出了皮博迪的能力。贝尔早期的证券发行首先面向波士顿的投资者，然后才是华尔街。但AT&T对资本的胃口急剧膨胀，使得波士顿本地的资本市场已无法满足其需求。如果电话公司要进行扩张，该行业及其投资者必须认识到其设备和服务运营的改进需要巨额资本的投入。1902年，摩根和纽约其他的银行家开始插手，并重组了该公司的融资结构。基德•皮博迪仍然是新证券发行辛迪加的一员，但显然摩根才是真正的领路人。他迫切需要公司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因而在1906年再次求助于维尔。这次，这位前首席执政官接受了此项工作。银行家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该公司的权力，但他们对维尔超凡的管理能力也十分敬服。摩根的亲信和盟友充斥着新公司，其中包括乔治•F.贝克、波士顿李•希金森公司的亨利•.戴维森和基德•皮博迪行的罗伯特•温瑟（Winsor）。最后，银行家和投资者们采纳了维尔的扩张计划，现代贝尔系统获得了重生。
      该公司于1909年兼并了西方联合公司。这项交易令司法部颇为不快，因为它使这家电话公司同时拥有了电报业务。在不到四年后，AT&T与政府达成了协议，剥离了西方联合公司，重归单一的电话业务。其电话业务仍然继续猛增。1923年，全国共有150万部电话投入运营，其中100万部与贝尔的系统相连接。
      当时人们并没有把AT&T融资方的改变和公司重组看做摩根的一项大交易，但实际上它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笔。纽约的银行家与皮博迪共同为该公司发行了第一笔证券，其总额为1亿美元。这只是摩根此后多次为AT&T承销股票和债券的开始。它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20世纪客户与投资银行最持久的关系。在摩根于1934年将其投行业务分拆为摩根斯坦利公司以后，这家新的公司仍然是AT&T的主力投行。
      摩根的各种交易创建了一系列合并和收购，成为华尔街在整个20世纪的一项大宗业务。利用其可以从国内乃至国外融得大笔资金的影响力，摩根和Kuhn Leobgo公司的贾科布•希福（Schiff）用别人的钱——按当时的说法——使自己成为交易的主角之一。由此形成的影响相当深远。银行家们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在提供资金的同时对公司的业务指手画脚。纽约的大银行家拥有的董事会席位是如此之多，以致公司的年会往往变成了他们的同业聚会。这种产业和金融势力的集中引起了许多知名人士乃至华盛顿的警觉。

当时人们对董事的交叉任职也颇有微词。银行家们担任本应相互竞争的不同公司的董事被认为会妨碍企业间的竞争，并通过对市场的垄断性干预中饱私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司法部也进行过多次反托拉斯诉讼，丑闻揭露者也出版过一些名噪一时的书籍，但从总体上来说，该时代对大企业是比较认同的。某些最过分的产业兼并被送上了法庭，但其判决仍然是偏向于企业一方的。即使是被最高法院在1911年强令分拆的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公司，批评家们证明洛克菲勒和詹姆斯•B.杜克仍然在其各自的产业中保留了巨大的权势，尽管他们组建了新的、被认为会彼此竞争的公司。在对标准石油公司的简史进行了一番回顾后，《纽约时报》的结论是:“约翰•D.洛克菲勒在标准石油1911年解体后比以前更富有了。”

寻找新的待宰羔羊
      经过6年间的两次恐慌，华尔街已很难为并购交易找到新的资金来源了。当时，小投资者从来不是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因为其个人财产相当有限。要想继续开展巨额交易，就必须找到新的资金来源。银行家们宣称国家的荣誉和力量因此受到了侮辱，而批评家则将他们的这一说法视为其借以中饱私囊的另一个旗号。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国的储蓄并无增长，1908年的储蓄额又回到了1901年的水平。国家财富大都集中在城市，农业州财富的比例甚微。个人的钱存在银行和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然而，纽约的大银行很少做他们的生意。金融托拉斯的银行们只从事批发业务，接受个人储蓄并不属于其业务范围。但小投资者可以为大型交易的维持提供现金。另一个可以弄到资金的地方是人寿保险公司。如果它们乐于购买金融托拉斯的证券，并购交易就完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人寿保险业是金融托拉斯的最佳买主。人寿保单的销售在1902年达到了创记录的20亿美元。如果银行家们能够控制这些人寿保险公司，他们就可以卖掉为并购融资所需的大部分证券。用华尔街的话来说，这叫做一个俘获性组合的“馅儿”。这正是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开的主要原因。该法是在国会就1929年的大崩盘举行了听证会后于1933年通过的。
      在20世纪初年，人寿保险业丑闻不断。它是美国少数几家机构投资者之一，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对它有所争议。信托性的投资基金在当时为数甚少，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是承接新证券发行的惟一大额资金来源。在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完成3年后，保险公司的证券资产出现了大幅增加，而其资本和盈余却表现平平，说明它们购买的新证券仍然过多。证券的转让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之间进行的，因为养老金在当时尚未成为市场主力，共同基金亦未出现。因此，华尔街顺理成章地把信托公司当作其新发证券的主要出口。当时保险公司经理们的一些丑恶行为却使这种令人惬意的关系变成了一团糟。
      纽约的保险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而且其资金运用也最为可疑。纽约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协会和相互人寿保险公司是支配美国整个人寿保险业的三大巨头。保险业的内部影响主要来自这三家公司，因为保险业自身的性质要求其长期资产必须与长期债务相匹配。其他形式的保险，如火险和事故险需要短期资产，而且靠流动性的超额收入即足以支付其索赔要求。一般说来，人寿保险对流动性的要求较其他险种为低，因此可能会持有较多的问题证券，而且在很久以后问题爆发时才会引起注意。它们是那些急需找到归宿的证券的最佳“蓄水池”。
      同样的判断也适用于信托公司。这些公司管理遗嘱和富人的财产，并将其客户的资金看做是俘获性的。摩根在1910年买下了保证信托公司，而且与亨利•.戴维森和托马斯•拉蒙特于1903年创办的银行家保险公司过从甚密。银行家保险公司原来是想让摩根为他们介绍一些客户；当时摩根尚未拥有自己的投资公司，但在认识到其潜力后很快就加入了这一行。戴维森和拉蒙特后来成为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使金融托拉斯的互连性质更显突出。与其他保险业者相比，这家公司的行为还算端正。
      纽约保险界名声最差的当属公平人寿保险协会了。该公司由亨利•鲍德温•海德创立，并在1899年传给了他23岁的儿子。这位新总裁把纽约的一家餐厅装饰得如同凡尔赛的宫殿，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就职典礼，使纽约的新闻界得到了不少炒作的话题。此项活动据说耗资20多万美元，约瑟夫•普利策拥有的《世界》杂志还把它作为封面文章。这种张扬的做法惊动了华尔街那些一贯低调的银行家，他们组织了一个以公平人寿保险协会董事亨利•克雷•弗里克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认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应当被解职。但调查委员们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纽约州的官方调查就开始了。
      此次调查被称做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听证会，是以纽约州参议员威廉•W.阿姆斯特朗的名字命名的。他的主要助手是其首席顾问查尔斯•埃文思•休斯，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律师。该调查始于1905年秋，委员会对公平人寿保险协会和银行家们与该保险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严厉的处分。该公司的董事均被解职，公司也被出售，但银行家、保险公司与华尔街的关系已变得路人皆知了。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对此种关系进行了四个月的调查。华尔街的银行家被发现特别贪婪；仅公平人寿保险协会一家就积蓄了大约5亿美元的现金和流动资产，大都是投资收益和溢价收入。如此之大的诱惑，足以令银行家们跃跃欲试

政治家们也收受了该保险公司的馈赠。据报道，该保险公司在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译者）设立了一个向政客行贿的秘密基金，为州议员提供现金和性服务。但保险公司从银行家购买证券的内幕才是该听证会的真正“猛料”。摩根的合伙人兼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乔治•W.珀金斯是休斯最好的证人，因为他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关于此种关系的消息。他说明了该公司怎样经常性地购买摩根的证券，特别是怎样成为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和证券的大买主的。自其首次发行以来，该公司先后对大钢厂投资3900万美元。许多普通股是在较高的价位买进的，而且在随后发生的恐慌中损失惨重。
      珀金斯关于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如何购买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价值400万股票的证词更令人发指。在该股票的发行受挫时，这笔投资以亏损8万美元的价格又卖回给摩根。摩根显然重新考虑了该笔投资的合理性，并且承担了一半的损失。但他的这种举动并没有赢得调查者的同情。再加上其他华尔街人士的证词，整体证据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它确实透露了华尔街的资金是怎样运作的，并说明这些大银行的合伙人最初是怎样取得其高级职位的。
      就其本人而言，珀金斯也受到了地区检察官的调查，但从未因其过错受到指控，因为找不到犯罪的动机。纽约的大陪审团听取了关于珀金斯行为的证词，但并未对其提出控告。这种不作为令迈耶斯不无讽刺的评论说:“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对那些犯有过错的有钱有势者来说，犯罪意图总是无从知晓的。（审判）闹剧会上演一阵子；即使是走走审判过场，也不会发生在任何一个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身上。”
      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听证会促使许多州开始考虑在本州对保险公司采取某些控制措施。这种举动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国会已着手制定一部控制保险公司的联邦法律，而各州则对此表示反对。它们认为，保险属于地方事务，应由州政府来控制。与此同时，100多名州长、总检察长和保险经纪人于1906年在芝加哥举行了统一保险法的研讨会，试图制定一份各方面均能接受的法律。他们认为，由国会来制定保险法有违宪之嫌，因此许多州都制定了自己的保险法，包括保险业的主要公司所在地纽约。
      摩根与乔治•贝克和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一起购买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股份，正式加盟了这家保险公司。其价格超出了谨慎投资者愿意支付的水平，因为相比之下该公司可以支付的红利微不足道，而且远远高于市场价。惟一说得过去的解释是此次入股使摩根可以获得该公司的资产，其中包括大量的现金。保险业的投资也成为1912年听证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所有的主要银行家，包括皮尔蓬特•摩根均受邀出席作证。在一定程度上，该听证会是由7年前阿姆斯特朗委员会揭发的事实促成的，而且更为舆论所关注，因而也令华尔街更为尴尬。
      在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听证会和1907年的恐慌以后，摩根再次帮助财政部来阻止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的破产，但此时反对银行及其权势的态度已经形成。关于建立美国中央银行的非正式讨论已经开始。随着1912年联邦储备法的通过，此事终于水落石出。摩根的权势已开始式微。把纽约的银行作为美国非正式的中央银行的提议并不符合民主党和进步党人士的口味。1908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财政部发行的所有硬币均应刻上“以我们信赖的上帝之名”。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非官方的“以我们信赖的摩根之名”已经不合时宜了。

纠缠的毛发
      并购运动和阿姆斯特朗委员会的揭发引起人们对华尔街以及整个产业界的批评。金融家与其客户的密切关系则首当其冲；进步党人担心此种关系将危及美国民主的某些基本成分。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拉佛利特于1908年3月在国会发表的名垂史册的演讲更是火上浇油。他在其他场合也发表过一些零星的言论，但在此次演说中，他指责“连锁董事”的做法造成了内幕消息的盛行；他还指出，区区100名金融和产业界人士已通过相互兼任各大公司的董事控制了美国的产业。
      1912年的Pujo听证会使拉佛利特的担心变得更加明朗化了。该听证会是由路易斯安纳州的议员Pujo召集的。该委员会的首席顾问是纽约的律师萨缪尔•安特迈尔（Untermyer），他在以后的几年一直是投资银行界的死对头。安特迈尔对那些被招来参加听证的众多银行家的态度颇为苛刻且颐指气使。他从来都不是金融业圈内人士的朋友，其志向是要成为第一个国会任命的针对金融托拉斯的调查官。受委员会召见的银行家均为纽约最高级的人物，其中包括皮尔蓬特•摩根。摩根并不习惯于接受质询，他对安特迈尔的回答很直接，但除了关于他如何与客户打交道的泛泛之论外，没有什么有关其业务的具体内容。尽管进行了冗长枯燥的听证，但该委员会仍无法将其拼接成一幅关于金融托拉斯的完整画面，此次听证会最终也没有取得可使其名垂史册的成果。
      据揭露，摩根的人在118家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340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资本总额达220亿美元。委员会发现，除公平人寿保险协会外，摩根的公司成员还在四家保险公司占有董事席位。与其他银行相比，这一数字并不算多:委员会提及的14家银行共在60家保险公司拥有103个董事席位，其中许多是重叠的。甚至银行业本身也采取了“连锁董事”的做法:每家银行在另一家银行至少拥有一名董事。

较量
      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一直在以违反谢尔曼法为由对许多托拉斯和合并加以约束。摩根搞的这些并购也不例外:除了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两案以外，所有有名的反托拉斯案件都有他的份。这一时期的美国产业和金融发展之路是由银行家主导的并购与政府的反击行动共同决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间，政府似乎占得了上风。除了因奈特奈特一案的判决——该判决引发了几十起，如果不是几百起并购——政府在联邦法庭上总是胜多负少。划时代的美国政府诉北方证券一案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例。北方证券是一家由摩根、哈里曼和希尔掌控的控股公司。亨利•维拉德以前拥有该公司的控股权，但却被摩根取代了。法院裁决北方证券对密西西比以西的铁路运输垄断是违法的。当此判决宣布之时，发起该诉讼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司法部指出:“如果本案不能胜诉，联邦政府就仍将处于因奈特判决而受到削弱的软弱状态。”
      令华尔街感到惶惶不安的还有标准石油、美国烟草、美国钢铁和国际收割机等案件。罗斯福发起了针对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的诉讼。最后，最高法院做出了两个轰动一时的判决:认定这两家公司违法了谢尔曼法，并根据这个已颁行了20年之久的法律强令其解体。并购专家们后来不得不承认，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公平贸易员会的管制干预是对并购交易和操纵两只股票相互打架的投机套利者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这两个管制机构发出的针对并购交易的任何声音均会交赖以进行的微妙平衡造成破坏。在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的判决之后，这一问题首次浮出水面。现在，华尔街已把联邦管制机构看做其打造并购交易的严肃对手了。
      司法部于1905年开始对美国钢铁公司进行调查，试图找出其横向垄断的证据。这家新公司很快就被冠之以“钢铁托拉斯”名称，而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则对其行为展开了积极的调查。在提起诉讼以前，他们为搜集证据花了两年的时间。此时，很少有人想到它会演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案子。由于珀金斯宣称该公司是一个“好的”托拉斯，国会于1912年再次对该公司的问题举行了听证。在由参议院莫塞斯•克莱普召集的参院委员会和联邦公平贸易委员会的成员面前，珀金斯在作证时称该公司在本质上是一个好托拉斯，因为它增进了该产业的效率——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极为怀疑的说法。既然效率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利益之所在，珀金斯宣称，该公司就应当被允许继续存在而无须国家的干预。
      刘易斯•布兰代斯——一位反对摩根、铁路和投资银行家的斗士——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并没有过多地纠缠美国钢铁公司的合并问题，而是将其火力集中于金融托拉斯。摩根从大钢厂的证券发行中获得的丰厚佣金并没有被人忘记。布兰代斯宣称银行家对产业的惟一兴趣就是从合并中收取费用。他的观点是政治性的，但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分析来加以支持。针对珀金斯的抗辩，布兰代斯回答说:“我坚决认为，如果存在竞争，大企业的经济性不过是一种幻觉；假如我们能够创造一种使合理竞争得以发生的环境，这些怪兽就会轰然倒地。”
      对大钢厂的调查还没有结束，国际收割机公司在1912年也受到了违反谢尔曼法的指控。它拥有的巨大市场份额过于引人瞩目，不可能不受到注意。好的和坏的托拉斯的说法再次被拿来说事。国际收割机公司的市场份额招来了反托拉斯的诉讼。尽管承认自己是垄断，但该公司认为其不应受到反托拉斯的指控，因为其80%的市场份额一直没有变动。针对它的反托拉斯诉讼试图对该公司进行分解；低级别的法院支持政府的观点，而收割机公司则准备向最高法院上诉。然后，不知何故，它突然撤回了上诉，同意将自己一分为二。这是有史以来大公司同意政府的意见并和平解决的第一宗案子。
      最高法院发布的一项禁令更令摩根组建的公司雪上加霜:禁止通用电气及其几个竞争者在灯泡生产中有违法举动。虽然这在当时并不属于轰动性的判决之列，但却证实了布兰代斯对摩根和合并运动的指责。杰克•摩根和AT&T则运气较好。虽然摩根一手建立的AT&T毫无疑问是电话业的垄断企业，但却受到了国会的祝福，允许它作为一家垄断企业继续经营。尽管有华尔街的背景——它已被司法部和国会的许多人士视为异端，但AT&T却变成了政府认可的美国少数私人垄断企业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较小的电话公司对AT&T压制竞争的做法颇有微词，政府遂与这个电信巨头达成了妥协，允许它在经过管制部门的批准后收购较小的竞争对手。AT&T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服务相当周到，政府因此不愿仅仅为了增进竞争而令其衰败。随着威利斯-格拉海姆法的出台，AT&T被当作美国电话业的善意垄断者继续维持了60年。
      1920年，美国钢铁公司案的判决是摩根取得的另一个胜利。经过近15年的调查、起诉和上诉，最高法院最后以4∶3的票数表决通过了该公司未曾滥用其市场地位且不应解体的判决。实际上，该院算是勉强承认了这家公司是好的托拉斯的说法。这一胜利对布兰代斯来说却是一个难咽的苦果。经过多年的写作、讲学并在报刊上发表关于金融托拉斯之邪恶的评论，他已被伍德罗•威尔逊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于其以前的背景，他回避了此次判决。另一个实行回避的法官是詹姆斯•迈克雷诺德，他曾经在威尔逊执政期间出任总检察长。显然，如果这两位法官参与投票，其结果显然会于该公司不利。
      这一判决为下一个10年更大规模的并购铺平了道路。虽然大钢厂一案仅仅是一场险胜，但此后连续三届的共和党政府一直对大企业颇为友善，而且很少对合并加以反对。随着美国基础设施的发达和成熟，新的成长性产业迅速崛起。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电话、钢厂和餐桌上的食物。对投资银行来说，正待崛起的产业被证明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它们是面向消费者的——它们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